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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对外交流

发布日期:2019-08-03 10:37   来源:未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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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宋朝的对外交往除利用汴河、江南运河、浙东运河沟通沿海港口与日本、高丽交往,继续开通南下广州与南海诸国及阿拉伯国家交往外,还有走广济河入济水东去登州与高丽交往的“京东路”和由汴水进入黄河,转行渭水登岸后,由陆路转走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由于宋朝政府的经济重心偏于太行山以东,因此其海外贸易主要是靠运河来实现的。史书评论说:“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洚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大科学家沈括也说:“自淮南之西,大扛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其下,舟车日夜灌输京师,居天下之十七。”足见大运河在宋朝对外交通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宋代向海外输出的商品,除传统的丝织品外主要是瓷器。北宋的制瓷业,在生产技术、花色品种等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五大名窑的产品,由于做工精细、式样典雅,是海外诸国争相购买的商品。开封官窑、越州哥窑就设在运河沿岸,其他王座名窑(定州定窑、汝州汝窑、禹州锏窑)的产品也要从运河运往杭州,转至明州、广州港运往海外各地。由于瓷器是易碎之物,用陆路运输远不及水运安全便利,因此,大运河为中寓瓷器由产地直接装船运往日本、高丽、南亚、波斯及非洲、欧洲提供了最为便捷可靠的条件。正如宋代诗人梅圣俞在诗中所言:“天王居大梁,龙举云必随,设无通舟航,百货当陆驰,人间牛驴骡,定应无完皮。”形象恰当地说明了运河为当时交通所提供的方便条件。可以设想,假如没有大运河作保障,大宗易碎瓷器靠当时车载牛拉的落后交通工具,从陆路运输销往海外简直是不可能的。

  当时由海外来宋朝的使臣商人以大食和高丽人为最多。大臣一次贡奉最多达2.11万两、象牙60株、香药3000多斤。而北宋回赐有时竟达钱8.1万多缗、银5.2万两。这些外国使臣就用宋朝所赐的大量银两在京师开封或其途经之地,购买王室贵族或本国所需之物,如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等满载而归。大运河沿岸的杭州、苏州、明州、真州等地都是他们聚集交易之所。宋朝政府也鼓励各地商人到使臣驻地进行交易,为他们提供种种方便条件。当时与宋朝进行商贸交往的国家多达50多个,为此,政府在开封设立榷易署,把国内各地货物增价卖给外国商人,最高额曾达到50多万贯。同时,政府还允许中国商人将一部分南海舶来的香料、珠宝、象牙转卖给外国商人,从中赚取高额利润。民间商贾还在汴京大量收购香料,在运河装船南下至浙东运河出海,长途贩运至日本,随船还带去中国产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他们在日本换回砂金、硫黄、水银、绢布、扇子、刀剑等,将满船日货沿运河载人汴京市场出售。当时汴京的相国寺一带就是繁华的交易市场,在那里可以看到日本的刀剑、绘画扇、屏风等。

  高丽国是与宋朝交往最密切的国家,宋神宗“待高丽人最厚,沿路亭传皆名高丽亭”。双方贡赐数额巨大,不可胜数。这种对外交往中的贡赐,在古代社会里,其实质是一种带有商业色彩的贸易行为。高丽人善于舟楫,多数客商带着满船辎重由“二浙溯汴至都下”。宋代运河与海路相连,为宋与高丽的交往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高丽将良马、金银、铜器运人中国,换回大量的瓷器、茶叶、漆器。由于双方贸易频繁,宋朝政府在浙东运河沿岸的明州(宁波)设立“来运司”专门负责与高丽的往来贸易业务,并配备巨舰二艘、小船百余只供高丽商人使用。又在明州设立高丽行馆,为高丽商人提供食宿之便。

  大运河不仅为中外经济往来架起了桥梁,也为文化交流提供了条件。高丽政府每次遣使到宋朝都要搜求大量的书籍,宋朝政府也多次向高丽赠予大量的经卷典籍。这些书籍由开封借助运河运往明州出海。

  宋代造纸业、雕版、活字印刷技术发展很快,刻书业也很发达,为适应海外客商使臣的需求,在运河沿线出现了许多印书坊。当时开封、杭州是全国印刷业的中心,民间商人常私刻中国经籍,由运河运往高丽出售。此事曾受到宋朝政府的关注,当时苏轼称:“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翰,印板即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许多书籍流人高丽,对朝鲜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随着商业贸易的频繁往来, 日本与宋朝的文化交流也不断发展,其主要表现是两国间佛教徒经常性的互访。宋太宗时日僧成算等乘宋商船渡海入宋,参拜天台山后入运河乘船北上到达宋都汴京,晋谒宋太宗后又入汴北上五台西巡龙门,再转回汴京。宋太宗礼遇甚厚,赐予宋版《大藏经》及许多中国典籍。4年后日僧又西渡入宋,由汴河南下台州后乘宋商船返国。数年后寂昭、元灯诸日僧相继来到宋朝,宋真宗分别授予大师称号,赐给紫衣,事后他们亦顺汴水南下至江南,在苏州吴门寺留住多年。

  南宋时期由于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被女真人占据,南宋政权控制下的运河仅剩下淮河以南河段。由于临安(杭州)“左江右湖,河运通流,舟船最便”。这段运河仍充分地发挥着它的作用,维系着首都与海港的交通运输,“使余杭四明、通藩五市,珠贝外国之物,颇充于中藏”。南宋政府亦投入较大的人力物力疏浚运河河道,维护堤岸,使这段河道保持畅通。当时由于运河通航条件良好,南方相对稳定,雷锋论坛www.7087.com,外商入南宋人数逐年增加,运河沿线市井繁荣、交易活跃。当时明州“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百货凑集”。四方商舶停满三江口。到12世纪末由于日本实行奖励海外贸易的政策,“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西亚一带许多国家的客商也有许多由南海直航明州登岸。为方便海外客商,明州城出现多处“波斯馆”、“清真寺”。越州(绍兴)随着运河交通的发展也逐渐繁盛起来。当时越州城内栋宇栉此,舟车穿梭,一些宗教寺观竟演变成市场。当时的开元寺(今第二人民医院),“有数十郡及海外商(贾)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山积云委,眩耀人目;书法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

  两宋期间,无论北宋定都开封,还是南宋节节南撤,直到偏安杭州一隅,都始终不肯远离运河一步,可见运河在古代社会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正是由于运河促进了商品流通,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唐宋时期高超的丝织工艺、陶瓷制造艺术、建筑技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以及各种文化书籍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有力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而经济的交往给唐宋社会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带来了巨大影响,使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日益扩大,科技水平日益提高。尤其是当亚洲大陆政治形势的变化使沟通西方的丝绸之路逐渐阻断衰落后,海上运输成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和政治联系的主要渠道时,运河的作用就更为显著。如果从这个角度评价京抗大运河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就会更加深切地感到大运河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乃至现代文明世界的形成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宋朝时,印刷术东传朝鲜、日本、印度、阿拉伯、北非和欧洲,促进了文化的传播。陆地丝路中断,夏、辽政府将岁币经内蒙西运,出现了又一条北方丝路。特别是南宋造船业发达,促进了海外贸易,中国的丝绸、瓷器大量输出日本、朝鲜和非洲的一些国家,换回外洋货物。

  当时中国贩运到阿拉伯地区的货物,主要有丝织品、瓷器、纸和麝香。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则是阿拉伯商人频繁往来的地方,他们通常贩运香料、药材、犀角、珠宝到中国,再收购丝绸、瓷器等商品。当时在广州、泉州城内,还居住着许多阿拉伯富商。阿拉伯人把阿拉伯文化,如天文、历法、医学等介绍到中国,又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

  中国的造纸术、炼丹术、火药、指南针等,就是由他们先后传播到非洲和欧洲,对西方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东非海岸的摩加迪沙、布腊伐、桑给巴尔、马菲亚岛、基尔瓦群岛等地,都不断发现唐代和宋代的钱币;在格迪、奔巴岛、桑给巴尔、坦噶尼喀和基尔瓦群岛,也曾不断发现宋代的瓷器和瓷器的碎片。这些都是中国和非洲海上交通的历史见证。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宋朝先后在广州、临安府(杭州)、庆元府(明州,今宁波)、泉州、密州板桥镇、嘉兴府(秀州)华亭县(今松江)、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江阴军(今江阴)、嘉兴府(秀州)澉浦镇(今海盐)和嘉兴府(秀州)上海镇(今上海市区)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4]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而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立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现在广州和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藩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欧亚地区五十八个国家[5]。宋朝出口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6]宋朝从大量进口货物通过市舶司获得的税收,从北宋皇佑(1049年—1054年)的53万贯,治平( 1064年—1067年)63万贯, 到了南宋绍兴( 1131年—1162年)已达200万贯,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对宋代的繁荣起重要作用。

  南宋时期,宋朝在与金和大理的交界处设立榷场来互通有无。宋朝出口药材、茶叶、棉花、犀角、象牙等,进口北珠、人参、毛皮、马匹等货物。民间也有大量的走私贸易。由于宋朝铜钱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东南亚和西亚,而当时的朝鲜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货,改用宋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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